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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式汉语"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清代中期满族在双语阶段使用的一种皮钦式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过渡语"作用,不应当否认其现实性,但也不应当用"满式汉语"指称满汉语言融合后形成的"京腔"。"京腔口音"是北京内城旗人的权势身份符号,其兴衰以及北京官话区的形成是满汉语言接触所达到的深度和满语对汉语巨大影响的见证。
通过满语书面语及方言土语元音a的共振峰值测试可发现,其F1均值为920 Hz,F2均值为1 344.5 Hz。满语元音a应该为低、不圆唇元音[a],在舌位上,比[ɑ]靠前、略低。
满语部分基础词汇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对应关系,是满族先世在与汉族先民的交往中借用而来。上古汉语对东北地区民族语言的影响深远,满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中既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也有助词,甚有来、去、吃、饮、善、恶、是等基本词汇。
清代满文碑刻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和辽宁地区,皇族成员和八旗官员的墓碑,御制或敕建的记事碑,以及著名寺庙建筑碑,一般都镌刻满文。满文碑刻大多为满汉文合璧,或满蒙藏汉文等多体合璧,详尽不同,易于解读,在清代人物传记、封赠制度、职官名目、丧葬礼制、寺庙建筑、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科举考试、著名战争、重大事件、名胜古迹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文献已经具备清晰完整的目录,便于查阅利用。
御制《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通称"乾隆纪功碑",为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御制碑之一,碑文为满、汉、托忒、察合台文四体合璧。原碑已毁,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原碑拓片齐全完整,记述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最后胜利的情况,满汉碑文记载了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的人物、经过和结果,可以为研究该战役提供直接资料,特别是满文部分,文字通俗易懂,有助于汉文碑文的解读。
满文创制伊始,以其作为书写工具的文献随即形成。自形成年代最早的满文图书算起,满文图书形成和发展跨越近300年,形成了种类繁多、数量可观的满文图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全宗藏有近三万册满文图书,多为清宫旧藏史书。这些藏书年代跨度大,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精写本更具有鲜明的版本特色,装帧精美。满文图书的编纂活动不仅见于图书序跋,亦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修书机构等形成的档案,这些相互关联史料,可资满文图书编纂的系统研究。
清军入关之初,对北京的宫殿、城楼、坛庙等建筑的匾额重新命名并添加满、蒙古文。由此,天坛各建筑物的匾额也被大规模重新制作和悬挂。清朝二百六十余年,政府又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修缮,并对部分建筑进行改名。至乾隆年间由于对满文进行规范,使得部分建筑匾额的满文字又发生了变化。现今,由于种种原因,天坛各建筑物匾额上的满文字已经消失。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将部分匾额上的文字改为满蒙汉三体合璧。如今,紫禁城东、西六宫匾额虽多为满汉合璧匾额,但景阳宫、咸福宫后殿区四幅匾额所使用的满文名却为意译满文,与东、西六宫其它宫殿匾额名使用音译满文有很大差别。
额尔德尼特古斯抄本系属240则《三国演义》蒙古文古旧译本,现藏于内蒙古赤峰市民族委员会蒙古文古籍文献办公室。该抄本转译自《三国演义》满文译本,其译写忠实于底本,同时具有借用汉语、口语化翻译等特点。额尔德尼特古斯抄本,为梳理原著《三国演义》的蒙古文翻译传播轨迹和研究蒙古族文学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有一份册封逊都布多尔济继妻为贝子夫人满文蒙古文制册。该制册由蒙古文译为满文,且从装帧方式可知其主人位居高位。清代蒙古诸部的爵位册封与世袭均由理藩院下发,该类文献亦传世较少,对其的整理与研究对了解清代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万物真原》是耶稣会士艾儒略于明末撰写的神学著作。该书以论证精详,逻辑缜密著称,在当时的中国文人中享有颇高声誉。清代,该书出现两个满文译本。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个满文译本。《万物真原》两个满文译本虽然翻译风格迥异,但都比较准确地将神学、哲学术语翻译成满文。这两个满文译本的印行,同时说明清初驻京传教士对满文的需求。
涅吉达尔人是生活在黑龙江下游支流阿姆贡河河谷地带使用满—通古斯语的小民族,但却分成许多部落,使用4种方言。涅吉达尔语除了吸收了古亚洲先民语言成分之外,还从奥罗奇人、果尔特人、奥尔查人的语言中借入数量众多的词语,其中大部分词语在满语中找到,但并不存在于其他通古斯语当中。
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在语音形式、形态变化和语法关系方面都有很多共性。在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中格词缀-du、du、d、d均表达位置格、与格和对格等格语法范畴。
目前,国内外的锡伯语文研究主要围绕锡伯语、锡伯文、锡伯语口语与书面语、锡伯语与满语、锡伯语中的借词、锡伯语文使用情况调查等主题而进行,并取得显著成绩。专家学者在锡伯语研究中取得的系列成果,为今后锡伯族语言文字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满族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与悲怆。往日里该民族的智者,多已洞察这一悲剧实质,以不同形式的记录与阐释,将其充满悲情的社会感触留给后代咀嚼。从清代到现代的满族作家作品里,存有对民族命运的大量描述思考,足供后世探究民族自身的过往。可以拿满族作家的历史书写当镜子,来洞悉这个民族在不同时代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失误。
北京旗人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生长的有别于汉民族的特殊文化群体。对旗人族群文化身份与情感认同的探究,不能以一元或二元的思维简单评判,他们与多民族文化历史观的磨合中,已形成多元文化身份特质,显现为包容性和协商性。对近现代北京旗人族群文化的考量,对以写作为生的北京旗人作家群体的研究,能有效揭示满族的文化路径、思维范式的形成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并能更好的解释中华民族多族群的融合发展和族群间的共性与个性。
乾隆皇帝被蒙藏佛教尊为文殊菩萨化身,这种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清代,"菩萨—皇帝"的身份在宗教仪式乃至民族治理中被有效运用。这体现了两种传统的混合:一种是西藏将世间真实的统治者视为传播佛法的菩萨,一种是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并且"菩萨—皇帝"还谨慎周密地表达了"天命""君主"的内涵。
黑龙江地区满族及其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威呼、糠灯、火炕、摇车、嘎拉哈等独具民族特色的生活器物,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黑龙江流域文人的吟咏,赋予了它们厚重的文化内涵及悠久的文化历史。认识这些承载黑龙江地区历史文化记忆的满族民族传统生活用具,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知识应用的外延,可达到保护黑龙江地域民族文化、挖掘可资利用的民族文化教育资源之目的。
在晚清社会动乱及西学冲击下,传统教育已大不如前。为维护中国传统教育,重振中央官学国子监的发展,宗室祭酒盛昱任职后,在经济、管理及教学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经过六年孜孜不断的努力及同仁的助力,国子监的发展在晚清达到新的高峰。
常泰,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初年辅政大臣索尼长孙,康熙帝妻弟。常泰曾深得倚信,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首征表现突出,获任将军;二征受命统帅清军右翼;第三次出征噶尔丹结束后,常泰因卷入康熙帝与皇太子允礽的矛盾被革,约卒于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前。
雍正帝在其执政后期,以八旗汉军为中心进行旗务改革。为贯彻改革意图,李禧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被提拔为三旗都统。雍正帝驾崩后,改革半途而废,李禧也成为改革的殉道者。李禧大起大落的经历,体现了雍正朝皇权空前加强的时代特点。
乾隆年间,举行"新正茶宴"凡四十余次,弘历君臣联句赋诗,并以"三清茶"取代酒馔,地点大多选在重华宫。"新正茶宴"是满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联句诗被收入《御制诗集》,体现了乾隆帝作为汉语诗人的自信,也是其文化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
<正>瓦尔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研究员是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图书馆学家,长期致力于世界各国所藏中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满文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瓦尔拉文斯研究员著述不断,出版了《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藏满文文献》(Mandjurische Bucher im Sinologisch Instituut,Leiden)、《法国汉学研究所收藏的满文文献》(ubersicht uber die Mand-
<正>《满语研究》为双季刊,逢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每期单价16元,全年2期,定价32元。每期另加邮费4元。银行汇款单位:黑龙江大学开户行:工商银行哈尔滨和兴支行账号:3500042109008801786敬请注明《满语研究》订阅款,以便查收并惠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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